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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庚见把裕仁忽悠到点子上，接着说道：“所谓权术，在我指的就是帝王术，或者叫做帝王心术，你们日本从中国学去的是唐朝的帝王术，这种帝王术在宋代以后中国就没人用了。｛｝唐朝的帝王术实际上脱胎于中国道家思想的无为权术。总结起来就是皇帝做很少的事情，领最大的功劳，大臣们做很多事情，犯最大的错误。在简单点说，就是皇帝什么都不要做，让下面的大臣来做事情，对了是皇帝的功劳，错了是大臣们的错误。”
裕仁想了想反问道：“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对，唐朝盛世就是这样来的，但这样做有个极大的缺点，那就是容易产生‘门’阀和相权。唐朝也是这样亡的！日本虽然是天皇一系，但一千多年来，也还是从明治天皇那时，天皇才重新掌权。那时支持明治天皇的大名们也都成长起来了，他们希望天皇在次回到曾经的神位上去，我想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裕仁听完沉默了许久，才说道：“在我心里一直对你充满了老师一样的情感，同样我也把你当成我最信任的朋友，我非常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你说的话我都将铭记在心。”
“好，这才是一位帝王该有的心态。那就是谁都不要信任，最高明的时候，就是连你自己也不要信任。到了宋朝之后，宋太祖改革了唐代的帝王术，一举解决了，大臣谋反叛国的弊端，发展到清朝时期，这种帝王术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我先给你讲点简单的吧，所谓帝王术无论唐宋都有其最核心的一点，那就是赏罚，正所谓恩出于上。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对于大臣来说，他们最在意的就是君恩皇赏，这个赏是皇帝给的，大家会记住皇帝的好，是首相给的大家就会记住首相的好。所谓皇恩一赏朱紫贵，皇恩一赏万倾田，皇恩一赏金‘玉’堂。光有赏不行，更要有罚，所谓罚不过生死。皇帝若要臣亡，臣不得不亡，如果皇帝失去了判臣生死的权利，那么皇帝的威严也就没了。当然这都是最简单，却也是最实用的帝王术，这个道理连老百姓都能了解。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这里面要引申出另一个权力，那就是相权，这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百官之首，一但君权与相权相争，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来维护君权的话，君权很有可能要旁落于相权。如今你就面临这样的事情。天皇在日本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没有至高无上的赏罚之权。”
“那我要怎么做才行？”
“一个字——赏！”
“赏？”
“对，赏，一个首相太忙了，至少要给他加上两三个副相才好。”
“对地。一个首相大人实在是太忙了！”
光赏还不够，还要罚！能当首相的人，一定要谦洁奉公。公正廉明，用人不当也是犯错误地，皇帝可以不管具体的事情，但一定要管住大臣，至少要把首相管住，首相做的不好，可是换副相来做，副相有两三个，总有一个会做的好地。即便都做不好，我想这么多大臣总会有能做的好的大臣。毕竟想当首相的大臣还是比不想当首相的多。”
“嗯，忠心做事的大臣还是有许多地，我现在就想起好几位！”
“这就对了，你是天皇，你觉得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你觉得谁不行，行也不行！”
“领教了，这帝王术还有什么高深的吗？”
“当然有，这帝王术，其时是中国法家的思想，韩非子一书中提出了法、术、势的观点，又具体地提出了，七术与六微的权术要点。我不妨说来给你听……。”
李长庚与裕仁一聊起来就是两天的时间，从帝王术讲到如何处理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式，如何拉拢，如何打压，听得裕仁心痒难耐，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君不能信臣，因为君臣的利益是不统一的。
裕仁深以为然，也拉拢了不少天皇近臣来与李长庚讨论。对于李长庚的过度热情，也有裕仁的近臣对他说，李长庚用的是离间计，可裕仁听了却摇头说：“即便是离间计，我也忍不住要用，因为他出的所有主意，对我都有利。”
就在这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裕仁上了一道奏折，也就是后世有名的田中奏折，当然此时中国的变化已与历史完全不同，但里面大量提到中国危胁，日本必须做出积极的应对。比如说向朝鲜增派兵力，加大对台湾的军事设施建设。等等！裕仁天皇看了眼这篇奏折就扔到一边去了。因为他这些天通过李长庚的教导，越来越看不顺眼这位长洲藩出身的首相。
而刚刚李长庚现在正热情似火地与萨摩藩的大名们谈判，李长庚正向这些日本海军大名们推行他的泛东亚文明圈和西太平洋构想。
李长庚指着一幅世界地图对裕仁和他的海军将领们说道：“看看中国的海疆足够大了，别说现在这支太平洋舰队，就是在翻上一倍，也还是太小了，所以中国对国土的野心是非常小的，中国现在需要的只是海上安全，我们现在要建立一条亚欧铁路，和一条安全的从太平洋通向印度洋最终到达大西洋的海运通道。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你们的战略意义不是大陆，而是与海洋相关的海洋领土。所以从两国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来看，中日的国家战略是不重合的。而我们中国也特别希望，在南亚大陆有一个可靠的盟友来统治这里。日本的脱亚入欧策略，是不高明的，是暂时的。中国有句骂人的俚语，叫做羊‘肉’贴不到狗身上。
日本的国家在亚洲，日本人的肤‘色’是黄‘色’，怎么可能入欧洲容入白人世界，话可以这么说，但事不可以这么做，你们日本人还是太实在了，现在日本许多学者还在民间大肆宣传这个观念。这是十分愚蠢的行为，有利的时候说说也就罢了，怎么能当真呢。”
李长庚这话如果对长洲藩那些人说的话，很可能得到相反的效果，但他对这些大部分留学欧洲的萨摩藩来说，却是正合适，这时候到欧洲受歧视的人不光中国人，日本人也好不到那去，特别是欧洲的贵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