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分为三个部分，即“没有了中国”、“一个总清算”、“我们怎么办”。
在“没有了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中国了。”意思是说，化生态已经呈现整体性、根本性的坍塌与崩溃，化提供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所维护调护涵育的中国人了。作者们认为“钻进古人的坟墓”的人指复古派和“抱着欧美传教士的脚”的人指西化派寻找化出路的结果已然证明同样是失败的失望的，而且使中国人更苦闷更迷惘。因此中国之局势仍然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但“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因为中国已经失去了自己在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征。所以，“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而要使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
在“一个总清算”这部分化的历史行程和现实境况做了一个大体概观与评价，认为化在汉代以后就因循守旧、停顿不前了。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巨舰大炮才使中国人觉醒，并先后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以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作者们认为，“洋务运动”纯粹是对西方的技艺模仿，“维新运动”纯粹是对西方的政治抄袭，都是“中体西用”理论的见解与实行，是对中国皮毛的、改良的方法。只有孙化运动之后新觉醒的中国人的努力下取得政治改造的成功，使国家有机会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建。但在文化建设上中国人却还是一片茫然无所举措。复古派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西化派含模仿英美派即自由主义派、模仿德意派即法西斯主义派、模仿苏俄派即社会主义派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作者们还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各种主义思潮表演的舞台与拼杀的战场，而其背后却是都有国际文化侵略势力的魔手。
在“我们怎么办”这部分化建设”的五条原则和三个方法。五条原则化建设应注意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第二条是既反对复古也反对非古，主张对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三条是以化，但反对盲从的全盘西化；第四条是化并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第五条是进行“化建设”的目的并不是要放弃大同理想，而是先建设和整合中国以便更好地促进世界大同理想的实现。五条原则可以概括为：“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进一步说，就是“不守旧，不盲从”。不守旧就是反对全盘复古，不盲从就是反对全盘西化。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化建设”应采取“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即“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来进行。
作者们在宣言的结尾表示，只有根据这些原则和方法，才能“使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站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十教授的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化争论。许多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对宣言的一些见解进行批评和质疑。
3月21日，胡适作试评所谓“，对十位教授发表的如下：
新年里，萨孟武、何炳松先生等十位教授发表的一个化建设宣言，在这两个月里，很引起了国内人士的注意。我细读这篇宣言，颇感觉失望，现在把我的一点愚见写出来，请萨、何诸先生指教，并请国内留意这问题的朋友们指教。
十教授在他们的宣言里，曾表示他们不满意于“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这是很可惊异的因为他们的“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
我们在今日必须明白“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袭，他们也正是要一种“化建设”。他们很不迟疑的“检讨过去”，指出八股，小脚，鸦片等等为“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同时他们也指出孔教，三纲，五常等等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他们苦心苦口的提倡“维新”，也正如萨、何诸先生们的理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
他们的失败是萨、何诸先生们在今日所应该引为鉴戒的。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张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破坏的成分，只是因为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不能言的“中国本位”。他们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所以他们的维新政纲到后来失败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帝制推翻了，当年维新家所梦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变动的潮流里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维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岂不要毁了那个“中国本位”了吗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于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