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7日胡适从北平动身去上海，14日从上海启程去美国。这是他第四次赴美，是去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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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总部最初设在檀香山，后来迁到纽约。最多的时候在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菲律宾、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设有14个分会。1947年以后，太平洋国际学会不断受到“亲共”的指控，1952年又被美国参议院指控为应对“丢失中国”负责。学会也因此失去了合作者和财政援助，只好于1960年宣布解散，前后共存在了35年。
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的最初的源动力是来自基督教青年会，因此，开始的几年，这个组织宗教氛围很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热点逐渐由近东移到了远东，世界的舞台也逐渐由大西洋搬到了太平洋。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新的“太平洋时代”即将来临。与此同时，源于一种新眼光的世界潮流也兴起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政治层面的国际关系通常由政府垄断，而经济文化领域的国际关系则由私人或企业进行。但是战后出现了一种新趋势，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经济和文化事务，同样私人也开始进入以前神秘的政治和外交领域。一些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也逐渐确立，比如公开外交、自决、公理等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青年会决定发起一次会议，讨论太平洋国际间各种问题，以期能够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并求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此议由檀香山商学界领袖提出，与美、中、日等相关国家的名宿磋商之后联合发起，并于1925年7月在檀香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把该会的名称定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并设立永久机构，总部设在檀香山，各国设立分会，每两年集会一次。这便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由来。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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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分会。中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最初参与其事的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成立时，即采取不参预政治的立场。但1920年以后，中国的基督教不仅面临着五四以来科学对宗教的挑战，也面临着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下反教活动的冲击。基督教内部要想稳定，同时又能赢得国内同胞的接纳，就必须有所改变。
时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余日章遂顺应时势，提出了他的政教观。他认为，基督徒并非不能爱国或必须放弃公民的责任，而是应该做一个最高尚的爱国者与最完美的公民。为此，他号召中国的基督徒以国民身份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以增进国际间之善意与种族间的谅解。在他看来，“一国之国际地位与国民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当檀香山商学界领袖倡议召开太平洋各国青年会会议时，余日章立即响应。1925年2月间，余日章、朱成章二人，召集上海各公团，推选委员30余人，组成中国筹备委员会。其中又推选执行委员7人，担任筹备执行事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建立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并组团参加了1925年7月1日至15日，在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大会，也是学会的第一次年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规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系由关心太平洋各国邦交大势之男女人士组织而成。其集会及一切活动，并非代表任何国之政府或其它法团，完全系个人自由的行动，意在促进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与安宁也。”
太平洋国际学会证明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坐到一起，以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就有争议的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因此，其影响逐渐扩大，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政要的关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色彩自然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非宗教人士加入其中。
1931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之前，中国分会的领导层进行了改组。余日章因病辞去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和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职务。中国分会遂决定请颜惠庆顶替。颜惠庆提议组织主席团，他愿为主席之一，但会议之后他不愿担任中国分会主席。加之颜惠庆很快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中国分会遂选举胡适为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
胡适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后，曾率团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