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鸡鸣的时候天蒙蒙亮，我还在床上就听到自行车转动的声音，他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兴致盎然的出门，去别的村子走家串巷的上门给人剃头。当夜色已经覆盖家家户户他才回来，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他会大喊一声我的名字，扔给我一些吃的，有的时候是一块糖，有的时候是一袋萝卜干，然后头也不回的径直“划”回家去。
年少的人谁能受得了零食的诱惑嘛，所以我也养成了听音识人的特殊技能，专对与他的脚步和自行车。每个傍晚，我都坐在门槛上，静静地等着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我像被捉了魂似的跑到院子门口等他，等心仪的惊喜。虽不多说一句话，但明白彼此的心思，像做了一场盛大的交易仪式。
我不知道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但在那个时候对于这些惊喜，我当然是受之无愧的享用了。
四、
在麻将还没像现在风靡的时候，有一种叫“小牌”的赌博用具，跟麻将差不多，只是它是长条状的印刷物，上面有“花”“条”、“筒”、“萬”，一到九排列。这样的东西也给大家打发时间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方式。与赌于乐。
赌徒心态永远是人的劣根性，什么都想搏一搏，但对于十赌九输的结果全部归结于运气。二扣爷也不例外。
自打那以后，他和大家交流的机会变得愈加频繁，而早晨听到自行车声音的机会越来越少。原本一天一个惊喜变成了三天、五天，最后到消失不见。
大家很乐于跟他玩牌，因为他总是输，输了以后不服气，借钱还是输。偶尔赢了一次，经过我家门口的脚步声都变得轻快，昂首挺胸，走路带风。若是输了，无论看到谁，眼皮都不抬一下，脚步沉重的像背负了一座大山，慢慢的往家里挪。
越输越借，越借越输，大家都不愿意在跟他玩牌，不是因为没乐趣，而是因为他还不起。大家都借此嘲笑他，他总是谄媚的笑“不打紧，不打紧，这里还有还有……”，用手拍一拍上衣干瘪的口袋，声音慢慢的低了下去。
五、
再后来，国家政府下放扶贫政策，他理所当然的被列为扶贫对象之一，每个季度400块钱的济困金。从此他的腰杆又挺起来了，可大家玩牌的时候还是不愿意带他，没人告诉他理由。他只好悻悻的站在圈外，指指点点，替出错牌的人惋惜，“你这个猪脑子，这个牌能打输了？”、“啧啧啧，是个人也知道应该出这张啊！”……捶胸顿足的样子像懊悔自己输了钱一样。
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上高中了，某个周末休息日，熟悉的声音又传来，在玩牌的大家都被他吸引了，他牵了个女人招摇过市的从我们视线里经过。那女人衣衫破烂、披头散发，眼神躲躲闪闪，嘴巴一直没停，嘟嘟囔囔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这是个疯女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是捡的，有的说是偷的，有的说是买的。
大家都没有证据，但不知道谁说的什么，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得出统一结论：他把这个疯女人带回家做老婆，花了500块钱。
繁衍后代的效率在二扣爷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很快那个疯女人怀孕了，生了个女儿。从那以后，他又重新拾起丢弃已久的手艺，重新早出晚归，只不过步伐更加频繁，只不过再也未给我扔过零食。
我曾经专门在院子门口等过他，我们对视了一下，他接触到我的目光之后，立刻撇过头，欲言又止的样子特别笨拙，急匆匆的回家去了。
他女儿从出生，爬行，走路到长大，完全是按照正常的一个家庭发展步骤按部就班的进行，从此大家又多了一个调侃他的话题，“二扣爷现在幸福的哇，家庭美满哩，等闺女长大了给你买饭吃……”。
“闺女都是嫁出去的水，我还要生个儿子。”每每这么调侃，他都是这么骄傲的回答，丝毫不能体会大家的嘲讽的含义。
当她闺女六岁的时候，我正在上大学，离开家就很难回家了。也只有春节的时候，听到质朴的乡音说了不痛不痒的问候。
也是回了家才知道，那一年的农忙时节，因为无人照料，二扣爷的闺女溺水而亡。
听我父亲说，二扣爷当天没有掉一滴泪，老狗似的瘫坐在尸体旁边，使劲的对着冰凉的尸体扇巴掌，破口大骂孩子不争气，不听话，骂骂咧咧的像极了一个哑火的鞭炮。疯了的妻子站在边上痴痴的笑着，嘴里嘟囔着大家依旧听不懂的话。
孩子夭折，不会举行任何仪式，大家安慰几句之后便三三两两的散去。当天晚上，有人看到二扣爷背着一小床被子，歪歪扭扭的向村西头的坟场移动。不一会，一束小小的火光幽幽地亮起。
第二天再见二扣爷的时候，他依旧在哼小调，依旧是那个不着调的曲子，只是音节被拉长，只是声音变得嘶哑，沧桑。
六、
后来的春节，我和一个儿时的玩伴帮他贴春联，秋风扫落叶般的贴完所有能贴的地方，我们两个飞也似的快步离开，他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坐一坐喝杯茶，我们互相对视一眼，考虑到他的屋里的妻子和环境，婉言谢绝了。他似乎察觉出我们的心思，讪讪地笑了笑，嘟囔了一句：这大过年的，也不歇一歇。
等到走到我们认为的安全距离，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和他的屋子，除了那一点春联透出的红能看得出一点喜庆之外，还是那样的黑灰色的墙，摇摇欲坠的附着稻草的土屋旁，更加佝偻蹒跚的背影。
我自言自语一句：陈二狗好像老了。
连我私底下在人前都大言不惭的叫他陈二狗。